朱建军：“富士康事件”根源何在

 【背景】

     短短五个月，深圳富士康已发生了11起员工坠楼事件，造成九死两伤的悲剧。

   　5月26日上午11点，富士康负责人、台湾鸿海集团总裁郭台铭首度召开记者会，尽管其在发布会上频频鞠躬致歉，并对员工坠楼事件深表痛惜，但依然强调：“我们有企业的功能，没有社会的职能。”

     对于员工选择轻生，郭台铭认为“如果把大公司拆成四五家公司，自杀事件可能就不会那么集中”，并引用心理专家的说法称，就富士康庞大的员工数量而言，“目前自杀的比例还是比较合理的”。

    拥有40万本土员工的富士康，一直被“全球最大代工企业”“连续七年雄居大陆出口200强榜首”的光环所笼罩，但自从员工连续跳楼轻生事件发生后，“富士康”一夜之间就变成了“黑心资本家”和“血泪工厂”的代名词。

     跳楼的11名员工具有相似的背景，有着相同的境遇，同样看不到未来，因此有人质疑，正因为这些员工在许多方面高度相似，因此更容易受到周围人行为的影响，选择同样的方式结束生命，也就是所谓“维特效应”。

   “维特效应”指一些内心痛苦的人，看到别人自杀的消息后，就萌生了自杀念头，效仿自杀者。这贯穿着一个社会认同原理，内心痛苦的人看到其他内心痛苦的人选择自杀，他也就认同了这种消除痛苦的手段。

     那么，“富士康连环坠楼事件”与“维特效应”有何关联？或者说，如何分析这些轻生员工的深层原因？

   　心理咨询专家、北京林业大学心理学系教授朱建军认为，坊间所言的“维特效应”，并非造成“富士康连环坠楼事件”的主要原因，而更深层的原因在于，富士康的用工制度存在缺陷和企业生存环境。

     朱建军介绍，所谓“维特效应”，就现象本身来说，已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，但并未有统一的名称。“维特效应”是指自杀行为具有一定的模仿性和传染性。尤其在一个团体中，如果成员共同存在某一种情绪（通常是负面的情绪），但缺乏应对的手段和宣泄渠道，如果有个体选择一种方式发泄，其他就会倾向于模仿。

   　具体到“富士康”事件，据媒体公开报道，85%的员工是“80后”甚至“90后”，家庭、学历、工作背景相当，高强度作业、长期超时劳动、缺少交流，加上企业严格的军事化管理，让这些社会经验并不丰富的员工越来越像满负荷运转的“机器”。

     朱建军指出，如果仅从以上信息分析，并不足以认定自杀员工是由于“模仿”才选择同样的方式结束生命，也不能将十一名员工连续自杀简单归咎为“维特效应”。

    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如果真的是“模仿”，那么目前在富士康员工内部，必然有相当规模的群体，已经具有了自杀的动机。因为只有这些正处于选择自杀“临界状态”的人，才会认同周围人的极端行为，并加以模仿。

   朱建军认为，富士康此类事件，小到企业文化、用工制度，大到整个经济环境、社会氛围，都有大量需要改进之处。他建议，企业和社会首先应当加强对员工的人文关怀，创造条件让这些年轻工人有正常、健康的业余生活和通畅的人际交流。

    　朱建军指出，绝大多数正常人，如果长期缺乏人际交流，就会出现“感觉剥夺”，继而心理失衡。尽管富士康的工作环境特别是硬件设施比较完善，但高强度的工作和特有的企业文化造成员工相互交流极为有限，长期处于如此环境，对任何人都是危险的。

   　对此，企业乃至整个社会必须引起关注。对有的人指责媒体过分渲染“维特效应”，要求媒体删减报道，朱建军认为，并无此必要。这是因为，此类报道对心理完全正常的人来说，即使看到别人行为过激，也不会轻易选择步其后尘。

    他强调，媒体报道的重点，不应仅仅局限在“个案报道”，而应当追问悲剧背后的深层原因。目前，首要的不是担心媒体报道的负面影响，而是要探究为何越来越多的人处于“临界状态”，“这是更有意义的工作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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